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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关于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顶层设计的纲领性文件，均由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发布并推动实施，包括行政执法在内的制度建构也由行政主导，呈现出一种政府内生、政府内驱、政府内促的行政自我推动与内部建设模式。
也即，行政相对人在面对可能不利于自身的行政决定时，将没有机会就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向行政机关作必要的辩解和理由陈述。这是因为私人对行政决定的介入常常掺杂有私人利益的考量以及个人的偏见，它将导致私人部门进行行政决定时可能会因过度维护私利而损及公益的实现。
其实，机器系统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无论将机器严格地视为一类人或一种公共设施，都会面临适用上的诸多问题。即便如此，自动化行政本身的合法性仍然可以被有效证成。但是，行政机关在此中仍然应当审慎行事，并设计相应的法律机制来保障自动化行政能够切实助力行政最佳性的实现，从而防止发生行政机关决策因逸脱法规范要求而可能引发的合法性危机。二、自动化行政践行依法行政原则的可能路径依法行政原则是我国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该分析架构中，行政的合法性考量首先登场，它为行政活动设置基本的规范条件和制度架构。
这使得该讨论缺乏一个整全性的视域。当然，行政机关此时仍然可以借助机器学习算法来对相关行政决定的结果进行预测，以辅助和验证人为决定之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以稳定制度为导向的职权配置也对全国人大的决策实践产生了显著影响。
确保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制度保持稳定，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与保障。[26]然而，根据1954年、1978年《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行使两项辅助型职权，即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个别任免、宣布战争状态。解释法律、[42]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43]撤销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44]具有主观非常态性。[51]具体包括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2015年修改《立法法》、2016年制定《慈善法》、2017年制定《民法总则》、2018年制定《监察法》、2019年制定《外商投资法》、2020年制定《民法典》、2021年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2022年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参见陈斯喜：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人大工作通讯》1997年第16期，第17页。[89]参见王德祥等，见前注[54]，第155页。
[98]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2021年修订），载中国人大网，h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2/91235fc015a7427abbc7e03a7f7a5518.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4日。其他的职权，包括监督宪法实施和兜底条款职权，与全国人大的同类职权相比，都更为活跃、更加常态化。多年之后，他又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再次，规范性仍然是应当遵循的原则。
甚至可以认为，正是为了确保其他国家机关的平稳运行，才需要全国人大常态化地行使上述职权。[55]在本文中，稳定与改革具有相对性。对此，有学者做出如下总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无论是行使立法权，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组织、领导与监督权、或是对国家大事的决定权，都因代表事先不了解情况、不熟悉业务以及会期短促、民主气氛欠缺等等缘故，只能举手通过、拥护赞成。[89]一旦构成我国法律体系基本元素的法律制定完成，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就完成历史使命，剩余的立法职责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
除了事务重要性之外，上述分类难以进一步甄别出两大机关在职权配置方面的其他实质性差异，难以被用于分析上下结构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部的权力配置特征。由于受到将宪法与政权稳定相联系而产生的可改可不改的不改观念的影响，修改宪法的功能受到一定的抑制。
[66]参见《政府工作报告》（1998年），载中国政府网，htp://www.gov.cn/govweb/test/2006-02/16/ content_201129.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3日。[49]有观点主张，一些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尽管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但如果全国人大会议议程允许，则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比较有利。
由于现行《宪法》实施后我国长期未发动或被迫卷入战争，且主要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客观上无需激活这一职权。[13]因此，在加强民主的主旋律之下，缩小全国人大的规模显然是不合时宜的。[85]韩大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第12页。同样，如果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未能得到及时批准，整个中央人民政府也将处于停摆状态。从历史、规范、实践三重视角切入，不仅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全国人大的职权特性、对其职权行使现状做出客观评价，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完善方案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前者是指每年度全国人大会议上都行使的职权，具体包括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31]和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53]自设立重庆直辖市以来，有关增加直辖市数量的讨论一直不曾间断过，但迄今为止未见实质性进展。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和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决定和兜底职权属于此类。
[50]参见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3—17页。[6]参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69]2003年，李鹏宣布，在前几届工作的基础上，经过不懈努力，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还需探寻现行《宪法》对全国人大的宏观功能设定、甄别其职权特性、总结其职权运行的效果及趋势，即从历史、规范、实践三重视角补强既有方法。
对于基本法律，究竟采纳既定封闭的，还是渐进开放的外延判断标准？这是分歧的关键所在。林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否则，反倒影响制度稳定。最后，届中调整成为例外。
许崇德：《新宪法讲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45]有关该原则的要义，参见张翔：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以德国法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第143—154页。
具体而言，国务院通过议案形式建议将该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一般法律只是解决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问题。
韩大元认为，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关系已经发生如下结构性变化：大会的作用渐渐为其常委会所取代，大会的最高地位越来越难以彰显……原先所设定的大会与常委会的基本构造，已发生部分结构性变革，由大会的实质最高地位变为形式最高地位，由常委会对大会的从属性逐渐转变为常委会的主导性。这是典型的例外决策情形。
[47]参见人民网前方报道组：《傅莹：审议慈善法有助提高全社会慈善意识》，载人民网，htp://liang-hui.people.com.cn/2016npc/n1/2016/0304/c402767-2817206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1月5日。例如，王振民主张，将全国人大会期改为每五年召开一次，不再承担立法和监督职责，改由其常委会承继此二职权。他说，过去，地方人大一开过代表大会就没有事了，这次规定，县、省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民通过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来管理国家。其次，应进一步实现议事资源的均衡配置，为例外决策预留一定空间。
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作为唯一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两次授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分担部分立法功能，使后者得以制定单行法规、[22]对法律进行修改。[93]因此，该条款所能容纳的职权类型并非无所不包，而应受到宪法有关国家权力横向配置等基本原则的约束。
[67]参见《政府工作报告》（1999年），载中国政府网，htp://www.gov.cn/premier/2006-02/16/content_201143.h t 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3日。韩大元认为，全国人大监督权在很大程度上被虚置,[96]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
[64]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也有论者主张迁就现实，将大会职权进一步精简、将功能进一步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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